晨光透过律所的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陈砚顶着黑眼圈坐在工位前，面前摊着两摞案卷——左边是整理好的十九本旧案卷，每本都贴了便签，标清了案由和争议焦点；右边是单独放着的张建国案，封面被他摩挲得有点发皱，那行“当事人仍在申诉”的铅笔字，在晨光里格外扎眼。
他昨晚熬到两点，不仅整理完了案卷，还特意查了2014年的《工伤保险条例》——按当时的标准，十级伤残的一次性补助金应为“本人工资×7个月”，就算张建国的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算，也该有11200元，可判决里写的是18000元，数字对不上不说，案卷里连“本人工资证明”都没有。
更奇怪的是，法院判决生效日期是2014年12月，可张建国2015年3月还在申诉“未收到赔偿款”，这三个月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陈砚把张建国案的疑点一条条记在笔记本上，刚想起身去找周明远，就见周明远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从办公室出来，径首走到他面前。
“整理完了？”
周明远扫了眼左边的案卷，指尖在最上面一本的便签上碰了碰。
“整理完了，周律师。”
陈砚赶紧站起来，把笔记本递过去，“这是每本案卷的争议焦点总结，还有……张建国那本案子，我发现几个疑点，想跟您说说。”
周明远没接笔记本，反而把手里的文件放在陈砚桌上。
文件封皮上印着“A公司商标咨询项目”，右上角贴着一张黄色便签，写着“服务费：5万元”。
“先看这个。”
周明远的声音很淡，“A公司是我们的老客户，下周要做商标续展，还想排查一下同类商标的侵权风险。
你今天把他们的商标清单整理出来，对比一下最近三年的商标注册数据库，把可能构成侵权近似的标出来，下班前给我。”
陈砚的手僵在半空，笔记本还没递出去。
他指了指右边的张建国案：“周律师，张建国那个工伤案……判决金额不对，而且他没收到赔偿款，是不是该跟进一下？”
周明远低头喝了口咖啡，抬眼时眼神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疲惫：“陈砚，你是应届生，可能还没搞懂律所的规矩。”
他指了指A公司的文件，“这是付费项目，5万块的服务费，能覆盖律所半个月的房租。
张建国的案子呢？
十年前的旧案，过了申请执行时效，就算他没收到钱，现在也没法走法律程序了——而且，他没付过律师费。”
“可他是农民工，要是拿不到赔偿款……”陈砚还想争辩，话没说完就被周明远打断。
“我知道他难。”
周明远的声音沉了点，“启明所开了三十年，我见过比他更难的当事人——有被欠薪三年的，有车祸后没人管的，还有被家暴不敢离婚的。
但律所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要给律师发工资，要交房租，要交税。
你要是想做公益，可以去法律援助中心，那里有政府补贴。
在这儿，先把付费客户的事做好，这是本分。”
陈砚攥着笔记本的指尖泛白。
他想起大学时老师说的“法律人的社会责任”，可此刻周明远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他有点发懵——原来“帮人”也要看“能不能赚钱”，原来法律实务里，还有“本分”和“理想”的分界线。
“那……张建国的案子就不管了？”
他的声音有点轻，带着点不甘心。
周明远看了他一眼，拿起张建国的案卷翻了两页，又放回去：“不是不管，是‘先放一放’。
等你把手头的商事案做完，要是还有时间，再去查执行时效的问题。
现在，优先做A公司的事。”
说完，周明远转身回了办公室，留下陈砚站在原地，手里的笔记本还没打开。
办公区里传来其他律师打电话的声音，“这个合同条款要改，不然风险太大客户那边催得紧，下午就得给方案”，那些声音裹着“服务费风险客户需求”，像一张网，把他心里的“疑问”缠得紧紧的。
陈砚坐回椅子上，盯着A公司的文件封面，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他拿起张建国的案卷，翻到原告信息栏——那个模糊的手机号，最后两位是“3”和“8”，中间的数字是“138****5638”。
他犹豫了一下，拿出手机，试着在拨号键盘上按了这串数字，手指悬在“拨打”键上，迟迟没按下去。
按下去，万一打通了，该说什么？
说“我是启明所的实习律师，十年前你的案子可能有问题”？
可周明远刚说“先放一放”，他这么做，算不算违反“本分”？
不按下去，心里又像堵着块石头。
他想起案卷里张建国的工伤鉴定书，照片上的右手食指肿得发亮，鉴定意见里写着“活动功能部分丧失”——一个靠手吃饭的农民工，断了手指，没拿到赔偿，这十年是怎么过的？
陈砚深吸一口气，闭上眼，按下了拨打键。
电话响了三声，没人接。
他心里松了口气，又有点失落，正想挂掉，那边突然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带着点疲惫：“喂？
谁啊？”
陈砚的心跳猛地快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您好，请问是张建国先生吗？
我是启明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叫陈砚。
想跟您了解一下……十年前您和盛达建筑公司的工伤纠纷案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阵咳嗽声，咳得很用力，像是要把肺咳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张建国的声音才又传过来，带着点不敢信：“启明所？
十年前的案子？
你们……怎么突然找我了？”
“我整理旧案卷的时候，看到了您的案子，发现有些疑问，想跟您确认一下。”
陈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法院当时判了盛达公司给您18000元赔偿款，您后来收到了吗？”
又是一阵沉默。
陈砚能听到电话那头的风声，还有远处传来的工地噪音。
过了一会儿，张建国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点哽咽：“没收到。
判了之后，盛达公司说‘没钱’，我去法院申请执行，法官说‘公司账户里没财产’，让我等。
我等了半年，再去问，法官说‘执行时效过了，没法再追了’。”
陈砚攥着手机的手紧了紧：“那您的手……后来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张建国笑了一声，笑得比哭还难听，“断了的手指没接好，现在弯不了，重活干不了。
这十年，只能在工地上帮人看材料，一个月挣两千多块，够自己吃饭就不错了。
我老婆前年得了糖尿病，要吃药，儿子在上高中，学费都是借的……”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清。
陈砚的眼睛有点发热，他想起自己每个月的实习工资是三千块，虽然不多，但至少不用愁吃饭，不用愁家人的医药费。
而张建国，十年前因为工伤丢了工作，没拿到赔偿，这十年的日子，像是被那场官司钉在了泥里。
“张叔，”陈砚的声音有点哑，“您现在还能联系上盛达公司吗？
他们现在还在经营吗？”
“盛达公司早就改名了，老板换了人，我去年去工地找过，人家说‘跟以前的事没关系’，把我赶出来了。”
张建国叹了口气，“律师同志，我知道你是好心，可这事儿都十年了，估计也没戏了。
你要是忙，就别管我了，别耽误你的工作。”
陈砚还想说点什么，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人喊“老张，材料车到了，快过来卸车”。
张建国匆匆说了句“我先忙了，谢谢你啊”，就挂了电话。
手机里传来“嘟嘟”的忙音，陈砚握着手机，愣了好久。
办公区的空调风吹过来，带着点凉意，可他的眼眶却越来越热。
他看着桌上的A公司文件，封皮上的“5万元服务费”格外刺眼——那笔钱，够张建国付一年的医药费，够他儿子两年的学费。
这时，周明远的办公室门开了，他探出头喊：“陈砚，A公司的商标清单整理得怎么样了？
上午要给客户发初稿。”
陈砚猛地回神，赶紧把张建国的案卷塞进抽屉，拿起A公司的文件：“马上就好，周律师，上午一定发。”
周明远点点头，又缩回了办公室。
陈砚翻开A公司的商标清单，上面列着几十个商标，从“盛景”到“盛辉”，每个都要查注册状态、近似商标。
可他的目光总忍不住飘向抽屉——那本泛黄的案卷里，藏着一个农民工十年的委屈，而他手里的文件，藏着律所的“本分”。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电脑屏幕上，手指在键盘上敲着，可心里的疑问却越来越清晰：“先放一放”的代价，到底是谁在承担？
是张建国的十年困境，还是他这个实习律师，第一次对“法律实务”的怀疑？
下午三点，陈砚终于把A公司的商标清单整理完，发给了周明远。
他靠在椅背上，刚想歇口气，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和张建国的手机号一样。
他心里一动，赶紧接起电话。
那边传来张建国急促的声音，带着点慌乱：“陈律师！
不好了！
我刚才在工地碰到盛达公司以前的会计，他说……他说当年公司是故意把财产转移了，就是为了不付我的赔偿款！
他还说，现在公司的老板，还是以前的那个老板，只是换了个名字！”
陈砚的心脏猛地一跳。
他攥紧手机，刚想追问细节，就听到办公区门口传来周明远的声音：“陈砚，来我办公室一趟，A公司的清单有几个问题要改。”
电话那头，张建国还在说：“陈律师，你能不能帮我查查？
那个会计说他有证据……”陈砚看着周明远的办公室门，又听着电话里张建国急切的声音，手指攥得发白——他该怎么选？
是先去改A公司的清单，还是继续听张建国说证据？
是守着“本分”，还是顺着心里的“疑问”，再往前多走一步？
他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站在一条岔路口，一边是清晰的“实务规则”，一边是模糊的“当事人困境”，而脚下的路，还没来得及看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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