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很特别——特别的穷。
二十啷当岁的年纪，以沈瑜的小青梅陈绣文为代表的其他年轻女职工，在下工之后成群结队的参加联谊，用火柴棒把纤长的睫毛烫的微微卷曲，偷偷用厂里给棉布染色的染料染指甲的时候，我永远在沉默的苦练技术，跟着师傅默背机器的罗拉隔距。
普通挡车工每分钟能接5根断纱，我能接10根。
日复一日的埋头苦练中，我食指的第一个指节早已磨出硬茧，却能通过纱线滑过的细微颤动，预判出哪根纱将在几秒后断裂；
我也能从二百台细纱机的合奏里，精准捕捉到车床上某个钢锭的异常震动——就像熟识我妈临走时从病床上传出的咳嗽声。
但我妈临死前教育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在她走后，我也不再拼了命的倒班赚绩效，而是暗自把我的工时和计件工资巧妙的控制在一个区间里，以确保既不会因为出风头惹人嫉恨，又能挣够我的饭钱。
“苏小琴，这批样品你检查一下。”组长把一摞布料放在我面前。
我点点头，手指抚过布面，“这里有个跳线。”
组长皱起眉头，陈绣文立刻走过来，拿起那块布仔细检查。
“哪有跳线？苏小琴，你是不是眼花了？”
我低下头，手指绞在一起。“可能是我看错了。”
这样的场景已经重复了无数次，陈绣文总是咄咄逼人，而我总是退让。
只除了那一次。
那天，我看到一直游手好闲的厂长公子沈瑜给陈绣文带来了从上海买到的全套金庸小说，陈绣文噘着嘴撒娇说为什么不是新款化妆品，可那烫金的封面却晃了我的眼睛。
我第一次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下午的车间技能比赛上拿了第一，抢了陈绣文的风头。
第二天，沈瑜被调来了我们车间。
厂长公子的名头不是盖的，沈瑜永远一身洗的干干净净的的确良衬衫，袖口别着从香港托亲戚带来的镀金袖扣，车间其他男工壮着胆子问他的电子表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每次都大方的解下来扔给他们传阅把玩。
我本以为我们会井水不犯河水，可沈瑜却屡次替我出头——帮我教训对我动手动脚的车间主任，把我饭盒里的粗粮二合面馒头和咸菜疙瘩换成他家保姆精心准备的猪油渣炒饭和红烧带鱼。
甚至有一次陈绣文又来找我的茬，沈瑜也皱着眉头制止了她。
他说：“陈绣文，你适可而止。”声音不大，却让陈绣文脸色煞白。
陈绣文哭着跑开后，面对车间众人的起哄，沈瑜站在我面前微微红了脸：
“小琴，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我笑着点头。
很快，我们偷偷谈起恋爱来。
感谢沈瑜厂长儿子的身份，让我可以跟着他出入干部食堂，点一份红烧肉，两碗排骨汤，丰富的蛋白质摄入养好了我常年营养不良而蜡黄的脸色；我也会心惊胆战的在上工时从车间偷藏一点棉纱带回宿舍，做成棉纱芯钢笔送给他，被他调笑的说成是定情信物。
我第一次默默在心里感谢起陈绣文来。毕竟无论是给陈绣文出气，还是为了惹陈绣文吃醋，沈瑜能站在我身边，全是拜她所赐。
我摸不清他们二人的目的，却贪恋的享受着这明知不属于我的一点点特权和温存，也始终在心里暗自担心哪天命运的铡刀落下，斩断我这偷来的片刻幸福。
直到那个周末，沈瑜请我去看露天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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